发表于 2008-06-01
 汶川大地震之后,对于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苦难的灾区同胞,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力不从心的焦虑。这种“无力感”,当然根源于我们对受难者命运的关切——总觉得自己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,而现在所给予的却是那么少。如果带着强烈的自责,这种“无力感”就变成了负疚感甚至负罪感,成为我们的一种心理疾患;与目睹太多生命的骤然殒灭和绝望无助的眼神一样,有可能使人沉溺于感伤。

  从救灾一线回来的报社同事,对我们谈起这种“无力感”,其情真意切是没有丝毫掺假的,完全能够理解。其实,我们这些在“后方”的人,面临着更严厉的扪心自问:比起随时可能被泥石流吞没、被余震压倒、可能感染疾病的现场救援人员,你有吃有喝,坐在有空调的房里编稿、写文章,算什么呢?你就是捐了一点钱,就能救赎你的良心吗?

  不能说这种“无力感”总比没心没肺好,就认定它不是一种消极情感。那么,我们怎样才能战胜这种无力感呢?

  我曾经安慰一线回来的年轻同事说,不要说你只是一个普通新闻工作者,面对受难者有无力感;就是总理,在那种情形中也会有无力感。在生命救援的黄金72小时窗口期,滑坡山体堵路,气候恶劣令空降受阻,总理难道不是一样心急如焚?这么多天过去了,还有众多受灾家庭分不到帐篷,甘肃文县的父母官难道没有无力感?你在灾区,可以帮一家两家受灾者,可是你确实帮不了更多急需帮助的人。这种不忍和无奈掺和在一起的无力感当然会使你心烦意乱。可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。总结经验教训,早做足防灾减灾的功夫、做好应急储备,那是灾后重建的事,你着急没用,自责更不必。

  在报上读到同事邓科的自白,很有启发。他说:从现场回来的人,或多或少做过噩梦,我也一样……悲情之下,回到“新闻”的本位,就是回到“真实”。一直觉得,做好自己该做的事,就是最大的救援。“新闻传播机构,保持开放的姿态,保证信息的自由流通,也远比捐款捐物更有益。记者亦如是。”

  难道不是这样吗?文县群众更需要的不是记者在现场帮一两户搭简易帐篷,而是让国内外的人知道他们那里的被忽略的受灾状况。报道受灾群众的真切处境和急迫需要,对救灾过程进行新闻监督以提高有关组织的公信力,真实记录灾区的受损细节而为今后全国的防震抗震提供借鉴,都是新闻工作者的天职,也是记者编辑做贡献的最有效途径。事实上,这一次新闻报道空前开放,不论是对救灾还是对展示中华民族的品质,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依靠团队依靠职业,我们在社会中找到了位置,倾心投入做好本职工作,就可以战胜无力感。

  邓科又推己及人,他说:“纪检监督部门,做好官员职责监管与钱款流向监督,远比到灾区慰问有价值。”同理,一个企业,为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,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,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(如能多接受灾区打工者当然更好),创造更多的税收给国家用于包括救灾在内的再分配(有余力再多提供一点慈善捐赠),全国一盘棋,共渡难关,难道不是更切实更持久的奉献方式吗?任何个人,就是到灾区做志愿者,如果离开了社会统筹,除了满足道德感,个体所能做的事与所占用的道路和通讯资源相比,其效率也是成问题的。

  如果有了这样的认知,多在本职工作中下力,我们也许可以少一点“无力感”吧。